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新网北京1月5日电 题:意学者: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方案”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记者 陈彩霞 孟湘君
2022年,世界局势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势力不断抬头,2023年世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新局?中国又如何以自身行动,继续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2023年影响全球局势的变量众多,如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等因素,而多边主义的缺失,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走势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将以务实态度倡导各方平等对话,着眼于弥补全球治理缺失等问题。
“乌克兰危机是更大冲突的缩影”
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和平谈判曙光难现。帕兰迪认为,乌克兰危机不是局部危机,而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等国之间更大冲突中的一部分。其根源是美国挑起的地缘政治对抗,背后目的,在于美国企图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单极国际秩序。
帕兰迪指出,当前,西方正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援助乌克兰,且没有公开任何合理和明确的未来路线图,更不会真诚地去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短时间看不到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趋势。这场冲突,下个月不会结束,可能甚至2023年内,都难以结束。
虽然土耳其、中国等负责任的第三方国家,试图从中斡旋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但能对局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直接对垒的俄乌双方。
“西方孤立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
当前,欧洲和美国并未践行多边主义,拒绝俄罗斯的融入,导致全球治理存在缺陷,帕兰迪强调,美国无异于是在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
帕兰迪强调,在强大的西方体系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增加相互依存度,并希望找到打破冷战思维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正采取孤立的方式发展。因此,环顾当今世界,帕兰迪指出,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孤立的西方,以及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亚洲。
亚洲国家之间正不断呈现新的相互依存度和一体化进程,中印俄以一致对外、可持续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如,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亚洲国家与拉丁美洲、非洲积极互动举行会谈。近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也是如此,充分说明这种西方之外的一体化进程在转变和发展,而西方正在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一体化进程之外。
“美国要首先摆脱对华冷战心态”
谈及大国关系发展趋势,帕兰迪认为,如果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己的(冷战)思维和外交政策,支持各国相互尊重、相互依存,根据新的世界力量平衡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像中美关系这种重要大国关系中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意义重大的方式努力,以促进多边主义、各国相互尊重和实体经济合作。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采用几近对抗、保护主义和滥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对待中国等国。因此,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出发,摆脱这种冷战心态和封锁逻辑,中美关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中国外交务实践行多边主义”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先后会见德国、古巴、蒙古等国领导人,随后出席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两大峰会,并出席首届中海峰会,取得丰硕外交成果。
帕兰迪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和信号,显示出中国想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和意愿,证明了中国正为践行多边主义而努力,不会歧视任何国家,正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些外交努力并不掺杂任何负面因素,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从相互尊重出发,着眼于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各国发展差距和全球治理缺失等,这是中方的重要目标。
帕兰迪强调,20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它将继续为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加强欧亚一体化做出努力,并再次为世界实体经济复苏与发展做出贡献。
帕兰迪认为,中国一直秉持务实态度,倡导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对话,帮助各国解决发展差距问题。中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多认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采用的“中国方案”。帕兰迪相信,这是帮助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唯一途径”。(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